这就是大邱庄农村工业化的革新之路

　　文/本报记者 郝博闻 穆德旺 任博 图/本报记者 常亮

　　导文：

　　大邱庄曾经是高调的。集体经济的大锅饭制度和快速工业化的市场经济，这个北方的小村庄变成改革中的先进体，从1987年开始。

　　大邱庄，距天津市区30公里，笼罩在淡蓝色的空气中。大型运输车经过的路面石沙飞扬，镇子的周边高耸着烟囱——向人们展示高度工业化的成果。这个曾经振兴于钢铁的村庄，现在是外来人口的创业“天堂”，它更像是一个人到中年成功男人——热情、成熟、若有所思。

　　大邱庄的工业化之路是广场上的老人、工厂里的师傅、香港街上老板——这是由本地人、外地人、过客组成的大邱庄，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目的，并最终被时代打上鲜明的烙印——清醒、勇敢、拼搏。

　　改革开放30年后，依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大邱庄开始寻找到自己的最新定位。这个乡镇是天津这座城市的一个侧面：它努力、开放并包容，永远在寻找更高的腾飞。

　　工业之变　大邱庄改制中企业的退潮与涨潮

　　大邱庄的改制，最集中体现在工业上。在工业改制之前，率先完成的则是住房、福利等制度的改制。改制的钢铁企业都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阵痛期”，如今很多新型的钢铁企业已经悄然崛起。

　　现在提起大邱庄，仍能从数字中找到它与这个时代擦出的火花。

　　460家工贸企业，总资产达96.5亿元；500万元以上规模企业75家，亿元以上企业45家。大邱庄生产的热轧薄板、热轧窄钢带分别占全国的5%，焊管占全国的21%，是全国最大的焊管加工基地。

　　虽然10年里全国各个农村发展也是突飞猛进，但大邱庄的领军者地位却一再被人提起——改革路上，大邱庄功不可没。

　　改制后被重写的商品房格局

　　大邱庄延续着辉煌的过去。

　　1990年，当时村里仅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那时的年人均收入已经达34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

　　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那个年代，国家大力推行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被认为是拯救农村的良药，而大邱庄则成为工业发展的典范。

　　1993年11月18日，大邱庄撤村建镇，为镇管街体制，原先的四大集团分别改为尧舜街、万全街、津美街、津海街。

　　两年后，大邱庄开始了改制历程。第一步实行的是住房改革，房改的思路是“居者有其屋，房产私有化”，老房子按照面积、年限折旧，平均返还给每个家庭两三万元补帖，然后由居民自主购买。

　　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自此，大邱庄住房实现了商品化。房款收回后，镇里统一规划，重新建设了7万平方米的住宅，新房子按市场价格继续出售。

　　住房的改革是跟紧了全国的形式，也是大邱庄改制的一个转折点。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邱庄农民的生活已经开始改变，表现最明显、最快的就是住房。

　　大邱庄改革前，村民住的都是土坯房，条件非常差，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是常有的事，后来开始集体盖砖房，所有农民都搬进了砖房，生活条件算是有所改善了，乡亲们都很高兴。

　　村里的老人杨全胜回忆那时大家听说要搬进楼房都很高兴，都盘算着能住进多大的房子。“一般都是先盖起一栋楼，贡献比较大的人先住进去，然后腾出来的平房再推掉盖楼房，就这样一步步地，全村的人都住进了楼房。”

　　杨全胜家原来住的就是一个大院，南北四间正房，东西四间偏房，拆掉后分给一家五口人一间六楼的三室两 厅，130多平方米。这是典型的大邱庄式住宅，有个八间房的小院就能分到一间单元房。“按人头分大小，家里人多，分到的面积就大点。也有分到别墅去的，那 些咱们比不了，都是有大贡献的，起码是车间主任以上级别的人。”

　　1997年，大邱庄的万全集团盖了第一批商品房，总共6幢楼，每平方米1000元。杨全胜老两口岁数大 了，嫌六楼太高，就分期付款买了间二楼的的单元房，150多平方米。他们老两口现在住的就是1997年买的房子。原先130平方米的老房子只卖了6万块 钱，杨大爷说当时由于房子楼层太高，根本卖不上价。

　　金融危机下的艰难前行

　　住房、福利等制度成功改革后，大邱庄迎来了工业改革。“改制就是企业都是个人的了，原来是给集体干，现在是给老板干。”这是企业产权改制后，大邱庄村民中当时最流行的说法。

　　住房改革只是大邱庄改制历程的头一步，医疗、交通、通讯等十几项福利制度改革随后相继展开，一些显得“浪费”的福利待遇被取消，那些集体产权的六七百辆轿车，包括奔驰、林肯，也统统拍卖。

　　这些改革为企业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同时也为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打下了基础。改制效果很明显，大邱庄以前的“长流水”、“长明灯”不见了，仅电话费一项改革，当年开支便由150万元减少到50万元。

　　虽然改制缓解了企业的困难，但那些自始打拼的“老一辈”却颇感不痛快。在大邱庄鼎盛的时期，集体为村民 开出了高福利清单：水电气暖免费、住房免费、通讯交通免费、上学免费等福利措施多达15项。杨全胜现在经常拿以前的制度说事：“当时除了吃饭、买衣服，干 什么都不用花钱，就连灯泡坏了都等着集体给换。”

　　从1997年6月开始，大邱庄对全镇企业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对企业改制，实行一厂一策。主要有三种模 式：一是“三社一自”，也就是由集体的社区股、与企业上下关联的社团股、管理层加入的社会法人股，还有企业职工或外来的自然人股组成，实行股份制。二是 “先售后股”，就是对净资产在几百万、几十万元的企业，通过竞标先由买家买下来，先卖掉再进行股份制改造。三是对亏损企业实行资产剥离，零价出售。把债务 剥离到集团，目的是盘活企业。

　　这一年可谓是风起云涌。改制当头，大邱庄就来了个“头彩”，先是工业销售收入达到了117亿元，而后国内生产总值又达到16亿元，仅仅税收就有9700多万元，镇里的官员提到这组数字时就兴奋起来：“经济上可以说进入了大邱庄最高峰时期。”

　　然而兴奋只是暂时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邱庄终于在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中进入了艰难时期。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国家从这一年开始整顿金融秩序，各家银行紧缩银根，停开承兑汇票，大量信贷资金和社会游资从大邱庄撤出，企业赖以生存的资金链被掐断。在经历了最高峰经济增长的辉煌时期后，大邱庄这支“蓝筹股”进入了艰难时期。

　　到1998年底，大邱庄工业销售收入由1997年的100亿元降到60亿元，税收由9300万元降到6000万元，有一半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筛出好企业做大做强

　　金融危机的袭来对于刚刚完成企业改革的大邱庄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尤其是那些刚刚承包国企的私有企业。

　　企业改制，大邱庄原先的四大集团变为四个街道，原先集团里的厂子全部私有化，或者承包，或者买断。

　　某钢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顺强(化名)说：“村里钢管厂至少有100家，小规模的厂子至少占一半。这些小型钢管厂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产量小，很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波动，他们从改制以后就在艰难地生存。钢管集团基本上可以左右大邱庄钢铁企业的成品价格。”

　　顺意钢管有限公司的生产厂长刘金清已经在厂里工作了28年了，他对曾经的辉煌如数家珍。他说厂里15年 前有600多人，每年产钢管六七万吨，普通的工人一个月能拿到六七百元的工资，这在当年已经相当不错了。刘金清说：“那个时候技术有限，生产的都是薄壁 管，管壁厚度只有0.6~0.7mm，但职工的生活水品已经不错了。”

　　现在顺意钢管年产量至少能达到十多吨。这一数字与十五年前比提高了40%。现在厂里每个工人月薪能达到2000~3000元，带班长能达到4000~5000元，像刘厂长这样的中高层，年薪可以达到10万元以上。

　　但天津社会科学院的蔡玉胜对于大邱庄现在中小企业的发展依然有忧虑，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大邱庄发展较早也比较快，他们有着很好的基础，但随着友发这样实力雄厚的集团的异军突起，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很困难的。”

　　由于最近钢的原材料一时一变，不断下滑，大邱庄一些中小钢厂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据刘金清介绍，十五年 前，带钢的价格是每吨1500元，到去年八月份，这一数据已经升到了每吨5830元，而到今年八月中旬，价格急转直下，到了每吨4500元，到八月底，已 经降至每吨3500元，往后还得降，产品放在那其实就是在赔钱，大邱庄的问题其实是整体市场形势不好。

　　恒基钢业有限公司就是承包的原钢管总厂的厂房和设备，一年的租金200万元。公司的生产厂长杨旭雁刚来 这个厂只有三年，他说这已经是这个厂子的第三次更换主人了，前两拨都因为经营不善退出了，他们现在也是勉强维持生存，虽然也还是有赔钱的可能。但大邱庄底 子厚，几年前积淀下来的“工业文化”给这些厂子吃了“定心丸”。

　　新兴企业发展速度迅猛

　　大邱庄的工业目前有很明显的特点，新兴的企业蓬勃发展，而经历过改制的小企业则是充满了艰辛。但改制未尝不是件好事，他像筛子一样，让好的企业做大做强，让小企业重新整理思路。

　　蔡玉胜也认为：“这是大邱庄单一工业化道路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初还带有一点行政性质的企业模式，随着发展必然发生改变，但那种性质下成立起来的小企业一定会不适应市场发展需要，一定会被市场淘汰，这是早晚的事。”

　　在大邱庄，年产值超500万元的规模企业75家，其中超10亿元以上的7家，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下的38家。友发集团、宝来工贸、兆博实业、大邱庄薄板等一批规模企业，有力带动了大邱庄地区钢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

　　据张顺强介绍，友发集团现在是全镇最大的企业，在2008年还闯进了中国企业500强，列第314位。

　　此外，全国最大的角钢生产企业兆博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国标角钢，市场占有率达到天津市的95%。大邱庄薄板有限公司则是我国首家在纽交所上市的民营企业。

　　张顺强说：“由于产业集中度大，大邱庄的钢材产量占天津市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螺旋焊管占到全国市场的50%，成为全国最大的焊管加工基地。”

　　在大邱庄镇上，很容易看到顶着黄色灯的出租车，市里的“的哥”们都叫他们“黑出租”。一位出租车司机介绍说，在大邱庄的百亿大道上，一天24小时都有车经过，而且很多都是装载几十吨、上百吨钢材的重型卡车。

　　就在小企业正为生存而自我调整的时候，张顺强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小厂的抗风险能力就是差，像我们 集团下属11个全资子公司，就可以互相有个照应，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强，不会轻易陷入困境的。”友发集团仅母公司一家一年的产量就可以达到100万吨，工 人的待遇当然比中小企业的工人还要好一些，退休后也相对有保障。”

　　蔡玉胜也很认同张顺强的观点，他说：“虽然大邱庄的产能和经济发展还是比较突出的，但实际上钢铁产业已经不能算是朝阳产业了，现在应该在产业结构上不作调整，将来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会很好。

　　生活之变：工业改革路上的生计与追求

　　大邱庄的变革，由工业而起，最终落在生活上。企业的“公”、“私”之变，生活是它的“倒影”——有人还在怀念那个事事不谈钱的“公时代”，更多的人却已经享受到“私时代”里的富裕生活。这反映在曾经繁荣的香港街，老一辈“议事堂”的活动中心和建设成排的私人别墅中。

　　老年活动中心成坐标

　　老年活动中心是大邱庄老年人的聚集地，2007年11月16日建成的，从那一天开始，大邱庄镇的老人们就有了固定的娱乐场所。

　　老年活动中心是镇里人捐款建成的，总共捐了326万余元，在活动中心的墙上专门有一个公德簿，记录着每 一个捐款人和捐款数额。活动中心有棋牌室、健身房、阅览室和观影厅，每周五的时候，市京剧团、评剧团还来给老人们唱戏，能够容纳200人的演出大厅经常是 座无虚席，没座的只能站着听。

　　每天早上9点，62岁的杨全胜都会准时到大邱庄镇上的老年活动中心上班，他们一共两个人，主要就是负责 安保工作。在值班室有两张床，杨全胜他们每天中午都会在床上睡一个小时的午觉。杨全胜大爷家里不缺钱花，但他总觉得在老年活动中心过一天比在家里有意思多 了，还能见到很多老乡亲。

　　84岁的李长功是老年活动中心的常客，只要不下雨，他每天中午吃过饭后都会去的。尽管大邱庄早已经升格为镇，但李长功说话时嘴里提到最多的还是“村”，他说村里的老人们基本上都认识，老年活动中心就是他们聚会的地方。

　　杨全胜说，尤其在冬天的时候，老年活动中心的人特别多，很多老人们都围在一起看电视、聊天。坐在保安室 的杨全胜指着一楼大厅几个上岁数的大爷就说：“你别看他们穿得很一般，但家里都很有钱，离咱们最近的这个大爷家里有好几辆车呢，在这里说不定哪个大爷身家 就上千万呢。”

　　李长功从上个月开始从尧舜领取400元的养老金，之前一直都是领取每月200元的养老金。尧舜街从今年 7月份开始调整了发放养老金的额度，依旧从60岁开始每月200元，70岁每月300元，80岁每月400元，90岁每月500元。除了尧舜街之外，万 全、津美、津海三条街每月都只发200元。过年和八一节的时候，发给米面。从今年开始，李长功的大儿子也可以开始领每月200元的养老金了。

　　刘金清也说：“我60岁退休后每月可以从街道领200元的养老金，那时真的就是200元，没有效益工资了。”

　　香港街无法满足消费

　　随着工业发展，大邱庄人的生活水平一直都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原先的香港街已经无法满足现在人们的购物需求。

　　平日的时候，香港街是镇子里最为繁华的地方。1992年，这条街建成，当地人给它起了个很“资本主义”的名字——香港街。这里也曾经被誉为当地的“南京路”。

　　香港街上的店铺可谓是五花八门，饭馆、服装专卖店、超市、电脑城、网吧、台球厅一应俱全。

　　街是东西向的，用巴掌大的六方形水泥块铺成，但街上除了一辆辆驶过的轿车外，行人并不多。街道依然是旧模样，但是店铺已换了好几茬。

　　42岁的张楠是地道的大邱庄人，他在香港街的把角处开了一个拉面馆，雇了几个外地人打工。前几年，张楠在当地开了一个家装公司，但生意很不好，所以他就给关了。现在这个拉面馆开了有五年了，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赚个万捌千不成问题。

　　一旁的东北饭馆，老板黄梅是黑龙江人，来大邱庄已经10年了。她开饭馆有几年时间了，生意算还可以，“我听老人们说，现在香港街的人流比前些年要少很多了。”黄梅很羡慕自己有的老乡，“他们来得早，有的八几年就过来了，赶上了好时候，大多变成了老总、有钱人。”

　　黄梅说现在的香港街已经同十几年前的那条著名的商业步行街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时，香港街以餐饮和娱乐业为主，外地厂商来大邱庄，都在这条街上谈生意，而现在香港街已经和周边的黄山道、长江道一起成了集购物娱乐为一体的商业街。

　　大邱庄镇里人几乎没有逛夜店的习惯，晚上天刚擦黑，店铺就都关门了。张楠说大邱庄的有钱人现在都是“国际化”的思路，一般都不会在镇里买东西，而是去市里或北京，甚至去国外。

　　大房子里的好生活

　　现在大邱庄的别墅楼已经由房改前的100多座增加到500多座，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汽车。

　　这些都是工业发展带来的改变。

　　1994年，杨全胜23岁的儿子结婚后搬离了父母的家。小两口没赶上分房，起初就住在集团分的一间40平方米的独单里，房子虽然让他们住，可是产权不归私有，小两口住得也不舒服。

　　2001年，他们存钱买了一间102平方米的商品房。2006年，杨全胜的儿子又搬了新家，住进了一间 189平方米的四室两厅，当时花了26万元，还带个车库。杨全胜说：“我儿子开着一辆十多万的车，就是东风日产的蓝鸟系列，不算是好车了。村里有钱的可多 了，有的是开好车的，有的还有好几辆呢。”

　　据杨全胜介绍，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嫁在了本村，一个嫁到了外村，嫁到外村的女儿住得要更宽敞些，可惜不是楼房。周边的这些村庄，只有大邱庄的楼房最多，现在几乎看不见平房了。

　　与杨全胜相比，李长功的家里条件没有那么好，他有三个儿子，他和大儿子一起住在一个60平方米左右的独 单里。李长功的大儿子今年60岁，退休前一直在津美集团上班，他说现在厂子里要的都是年轻人，他们50岁就得退休了。如今他在友好集团的工厂里做卫生，每 个月能赚1068元。

　　李长功的大儿子也有三个儿子，二儿子最有出息，在津美集团下属厂子担任技术人员，每月能够赚到6000多元。

　　和大邱庄很多外来务工者一样，38岁的张猛是大邱庄薄板厂的技术骨干，他的月薪能够达到5000元，当厂里产量高的时候能够达到7000元。张猛是1990年从东北来到大邱庄的，他最早来到薄板厂时只是一个学徒工，如今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将近20年。

　　2007年，张猛把老家的媳妇和两个儿子都接到了大邱庄，住在单位的两间宿舍里，没有房租，彩电、冰箱都是免费提供的。张猛计划着再过几年买套150平方米的大房子。

　　杨全胜平常穿得十分朴素，但他的家里并不缺钱，目前他们老两口住着150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大邱庄镇现在的商品房一般都是每平方米2000多元，最贵的能达到每平方米3000多元。

　　大邱庄大事记(截止到2009年6月份)

　　2009年1~6月份，完成生产总值20.7亿元、工业销售收入22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5%和10%。人均收入5900元，比去年同期纯增500元，

　　2008年，全镇生产总值完成3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实现工业销售收入380亿元，增长23.4%；实现利润14亿元，增长11.8%；全年钢铁加工量1700万吨，各项经济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2001年，税收下滑到3700万元。

　　2001年8月23日，百亿道重新开通。

　　2001年3月，大邱庄镇招商办公室成立，为投资企业提供全程服务。

　　1998年6月9日，大邱庄被注册为商标，使用商品为啤酒、矿泉水、制矿泉水用配料。

　　1997年，工业销售收入达到了117亿元，国内生产总值16亿元，税收9300多万元，大邱庄经济上达到了最高峰时期。

　　1996年，进行了四大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交通、通讯工具改革；物业管理改革；产权制度改革。

　　1996年9月11日~24日，大邱庄镇所属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个街组建党委工作圆满结束。

　　1995年11月20日，大邱庄镇赴港恳谈团在港活动五天，签合作意向8个，协议投资金额3亿人民币。

　　1995年10月，大邱庄镇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在原有四大集团公司之下又新组建了22个集团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1993年11月18日，大邱庄撤村建镇，为镇管街体制，原先的四大集团分别改为尧舜街、万全街、津美街、津海街。

　　1992年，将四个工业公司改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公司。

　　1990年，大邱庄工业总产值、纳税及纯收入在全国村级乡镇企业中均占第一位，人民生活超过了“小康水平”，赢得“中国第一村”美誉。

　　1987年，将以冷轧带钢厂、高频焊管厂、印刷厂、电器厂为中心的四个总厂改为四大公司。

　　1983年2月23日，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成立。

　　身份之变：被“外来人”托起的经济支柱

　　现在看上世纪80年代的大邱庄移民潮，很像美国上世纪40年代的德克萨斯。人们因为发现金矿的存在蜂拥而至，最后建立起现代化的城镇。

　　大邱庄不是大邱庄人单枪匹马建出来的，持续到本世纪的农民工潮让这座镇子有了多元化的气质存在——除了高度工业化项目的蒸蒸日上，东北菜亦影响这着普通人的生活。

　　大邱庄的原住民，退出工业化早已是几年前的事情。现在一线劳作人员大部分是外来人口，他们是这个镇子得以领先的助推器，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移民做出了走向富裕之路的脚注。

　　一张文凭分割的办公室生活

　　刘伟林坐在8平方米办公室里，两张桌子、两张沙发、一个文件柜。墙上贴着一张纸。“非本单位或与工作无关不得使用”，底下是一台复印机。刘伟林如果不动，这间屋子静得就像没有人一样。

　　这是尧舜集团的一家泡沫厂，坐落在大邱庄的“郊区”，当地人管这里叫“开发区”。从镇上开车几分钟就能到达，穿过堆满钢材的厂区，大邱庄淡蓝色的空气逐渐消失，“开发区”被围在一片玉米地当中。

　　刘伟林25岁，办公室在三楼，和公司老总的办公室在一层，负责行政工作。

　　下午3点多，他电脑上的QQ隔一会就发出“嘀嘀”的响声，他说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可以通过网络联系，“这也算是先进化的一种吧”。

　　他是大学生，毕业于郑州某大学法律系，之前的高中和初中都在哈尔滨上的，那是他的老家。

　　他说自己算是三分之二个大邱庄人，因为父母属于镇子上的第二代移民，1992年从哈尔滨来这里务工。那时哈尔滨移民大邱庄的大潮已经形成规模，最早能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

　　刘伟林一家有着典型的移民特征——父母在镇子的工厂工作，孩子在老家上学，刘伟林大学以前的记忆还是在哈尔滨，可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到大邱庄工作，在他看来，这里没有城市那么大的压力，却比城市有前途，“在这里做企业员工，即便是普通工人，大多收入都比城里高。”

　　文凭给了他还算不错的待遇，一间办公隔开了“体力工作者”和“脑力工作者”的生活常态。厂子里的“体力工作者”都挤在一楼的一间屋子里，那里只有几张长凳和数个烟灰缸，里面的人大多也是外地务工者，有些人刚卸完货进屋，满身大汗。

　　有的时候，刘伟林也很羡慕他们。一楼烟雾缭绕的屋子里，一些人是有“手艺”的，刘伟林觉得焊工或者钳工都是靠“手”吃饭，他也想学一门手艺活，因为，“在工业化的乡镇手艺更吃香”。

　　以前是打工者 现在是小老板

　　58000人，这是大邱庄外来人口的数字，占全村总人口的77%。他们大多来自东北。哈尔滨人数最多，有将近25000人，其中克东县占了15000人，剩下的分别来自青冈县和其他一些地区。在2008年的一些统计中，外来务工者成为镇子的主力军。

　　“以前是打工的，现在很多做了小老板。”一家东北菜餐馆里，老板说出这句话时满脸笑容。她指了指对面的台球厅，“那是内蒙古人开的，也做得还算不错。”

　　在外地人眼里，从一个村镇“转移”到另一个村镇，最多算是移民，但到了大邱庄，更多的人甩掉“外来务工”的帽子。

　　菜馆的老板叫李珍，1996年为“淘金”来到大邱庄。她的亲戚们现在还在东北，她和丈夫每年回去一次。

　　李珍的孩子也在哈尔滨。她想过，孩子读大学一定要到这边上，“我寄希望于天津能给我孩子一个好前途。”

　　菜馆才开业四个月，早些时候，李珍一家都在大邱庄做建材。大邱庄镇子上几乎没有平房，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兴起的精装修风潮，让这一家东北人瞄准了建材市场。

　　2008年年底，经济危机爆发，李珍的建材生意急转直下，做得越来越困难，最后她决定在香港街租下一间门脸卖东北菜。“东北人这个市场总是有的，短期之内不会消失吧。”

　　香港街上还有不少外地人开的店铺。1997年后，大邱庄长期以来的集体制度式微，私营经济和个体户开始 涌现——服装、餐厅、理发店、网吧，这条大邱庄的“南京路”已经成为外地人的生意据点。外来打工者开设店铺成为业主再雇佣其他外来打工者，几代移民就是在 雇佣与被雇佣间产生交集。

　　“准城市化”生活的诱惑

　　与刘伟林不同，李珍一直希望能干出个样子，然后回家“养着”。但干成什么样才叫有样子，李珍想了半天也说不好。

　　“就是赚一大笔钱吧。”她说。

　　李珍的丈夫，现在还在做着建材的生意，虽说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也不至于赔钱。之前他在津美集团做工人，但他更看重个体私人经济的前景，于是执意决定要“下海”经商。

　　“有一段时间，特别是改制那会儿，大多数外地人都留下了，人们开始寻找商机。”李珍注意到，一些人承包了村里的田地，重新开始务农。

　　但是，大部分人不愿意做这份工作，因为“看起来太乡下了”。

　　更多的移民是因为当初看好了大邱庄的工业基础和“准城市化”的生活条件，他们想甩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一些人还想以大邱庄为跳板，在这里练就一身本事，然后去天津市里谋生。

　　“总之，不能再当农民了。” 刘伟林也这么说。在他看来，考大学就是为了扬眉吐气。

　　他的父辈们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四大集团最为辉煌的时期，加上那一代人踏实的作风，很希望他能够在其中一个厂子谋职。

　　“我现在的状况很让他们满意。”

　　但刘伟林的话语里还是透露出希望能出去“闯闯”的想法。可现实是，他琢磨怎样能尽快在镇子上买到一幢房子， “我希望能得到大邱庄身份，这里工作方便，若是结婚，也要落脚在这里，毕竟镇子有很好的基础，我以后的发展，这里都能为我提供便利的条件。”

　　几代外来者的身份认同梦

　　刘伟林现在有很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镇子上的大部分外地人一样，身份认同成了大邱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更多的人认为自己“就是大邱庄人”。

　　2008年大邱庄的一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乡镇企业职工一共为13672人，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外地人”，而在镇子上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仅为100人，他们“基本都是外地人”。

　　这些外地人组成了大邱庄强大的“外援团”。有报道称，仅哈尔滨克东县向大邱庄输送的外来劳动者，年创收就达3亿多元。数字在李珍、刘伟林和其他外地人眼里更是实际的话语。多数的外来人口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工厂的决策层和管理层，从而脱离壮劳力的名头。

　　“本地人能提拔使用的都得到了提拔使用，实在提不起来留在一线劳动的不足5%。”刘伟林算是幸运的，大学毕业的文凭让他能坐上“三楼”的办公室，不至于起早贪黑地在院子里折腾，一些外地人的孩子大学毕业后也像我一样回到镇上，寻找更好的工作契机。

　　“白领，”李伟林说这个词的时候顿了一下，“一个农民进城先当蓝领工人，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才有 可能当上白领职员，可是大邱庄大批农民‘泥腿子’，仅仅几年或一、二十年的工夫，就进入了白领阶层。”他说这可能是大多数外来务工者能留下来的原因，“即 便在城市里，这也算是快的了。”

　　2005年的时候，大邱庄成立了天津黑龙江农民工联谊会，通过努力，静海县及大邱庄一些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一些不合理收费得到了纠正。

　　新的户籍政策也得到了启用——本省户籍证明、暂住证、企业务工证明、街道租房证明，凡持有“四证”的农民工子女均可享受天津市市民同等待遇。

　　这算是大邱庄外地人的喜讯，他们离“大邱庄身份”更近了一步。

　　再改革一次，大邱庄！

　　对话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蔡玉胜

　　《大众生活报》：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到了一个什么水平？

　　蔡玉胜：从2005年以后，农村改革就已经开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了。最初的理解是用信息化改造工业化，后来变成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工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剔除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工业增长模式，取而代之的是集约化的发展模式。

　　《大众生活报》：大邱庄的工业化发展能否作为一个农村工业化的一个典范？

　　蔡玉胜：实际上，从全国情况来看，大邱庄也不算是个例，但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是典范，尤其是在北方，大邱庄确实是敢为天下先的。但现在来看各地农村追赶的势头是很快的，所以大邱庄现在需要加速度。别人太快了，而且发展得很科学。

　　《大众生活报》：您觉得近10年大邱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是什么？

　　蔡玉胜：生产结构单一。虽然工业的发展让大邱庄在很短时间内实现脱贫，并且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但确实是不可持续的。

　　《大众生活报》：如何解决？有什么建议？

　　蔡玉胜：大邱庄下一步的重要事情，还是要想方设法充分利用品牌优势和比较好的发展基础，产业要做一些适当调整。

　　此外，大邱庄离团泊新城、水库也比较近，要利用这一地理优势，试着发展一些农村旅游产业。

　　现在周边农村的规划已经非常全面了，一产、二产、三产发展非常和谐，而大邱庄还主要依靠是粗放型的第二产业，将来应该考虑把第三产业发展起来，另外，第二产业的钢铁初加工也要考虑向升值的方向发展，要考虑逐渐向成品化产品发展。

　　《大众生活报》：大邱庄工业发展中，哪些问题还需要注意？

　　蔡玉胜：大邱庄是全村炼钢，整个镇子就像是一个大的产业园，这么大一个产业园，它的治理、治污能力有多大，很值得研究、改进。

　　而且大邱庄的很多中小型企业厂房就在镇中心，与生活区的区分不是很明显，环境保护迫在眉睫。

　　《大众生活报》：环保的具体建议呢？

　　蔡玉胜：我建议大邱庄应该把现在的大中小型企业整合一下，在生产流程、产业布局上也会做个规范，环保标准可能也会提高，对污染的治理也会好一点。

　　另外，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根据整个静海县的规划，把部分大邱庄的工业企业往大的工业园区搬迁集中，这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乡镇的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