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谢英  整理：浦超

　　[摘要] 吃肉的时候，我们把附近连队关系好的同学都请来，三五个人端着一个“多功能盆”(这个盆同时用作洗脚、洗脸)去装肉。由于肉很少，就要拌着面条 吃。有一次，一名女同学把洗衣粉当做味精放进去了，吓得失声痛哭，我们三个女生悄悄把肉拿到井边洗了重新煮，大家高高兴兴吃了。这件事情至今仍然是我们三 个人的秘密。吃肉的记忆特别深刻，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一腔热血  毅然选择做知青

　　“上山下乡”运动中，很多青年“满怀热血”地响应号召、主动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

　　1971年，我是成都市锦江中学初二年级学生，刚满17岁，属于热血青年。当时学校号召我们去支援边疆建设，我是排长(一个班称作一个排，我是 三连二排排长)。我非常激动，想着自己是排长，就要带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边疆去，扎根边疆干革命。我带头写了一份主动去支援边疆建设的决心书，贴在学 校的墙上。

　　当时，我的一位老师劝我不要去。对我说：“你要想清楚，边疆那地方有瘴气、瘟疫，还会打摆子，去了就回不来了。”但我义无反顾坚持要去，由于我带头，我们排50多人，有30多人决定去边疆，剩下的大多随父母单位到四川各地农村去插队。

　　当时全国到处宣传“上山下乡”，初中毕业后到农村去很正常，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任何挑选的余地。学校号召、父母的单位号召，街道办事处上门要 求去。北京、上海、湖南、四川(包括重庆)，是全国知青最多的地方。仅1971年，四川就有近2万知青到了云南。我们家，就我一个人去了云南，姐姐妹妹去 了四川农村插队。

　　我有一个同学叫杨小辉，也是坚决要去边疆，怕家里反对，我们俩就“偷”了她家的户口簿去办了户口迁移手续。

　　离开成都的那一天，火车站人山人海，各单位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胸前挂着一朵大红花，背着背包，提着一个简易箱子和洗脸盆，一个个都是面黄肌瘦的娃娃。很多人是第一次离开成都，要到1000多公里外的地方，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世界，心里一片茫然。

　　知青生活  辛酸艰涩的往事

　　我们的目的地是位于中缅边境地区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县(现已改为瑞丽市)。到了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广通火车站后，我们就 下了火车。随后我们以排为单位，转坐军用卡车。大家挤在车厢里，坐在背包上，一路上黄土飞扬，个个灰头土脸。我们高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 难……”嘹亮的歌声在大山里回荡，越走越远。刚开始一两天，还很有激情地唱歌，非常有豪情地向前迈进。过了两三天后，仍然没有到达目的地，歌声渐渐变成了 哭声，忧愁，茫然，委屈，后悔……各种情绪都有。

　　5天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瑞丽卡朗农场。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我被分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3师11团2营2连，现在叫瑞丽农场卡朗分厂二队。

　　那里的条件简陋至极，房子是竹子搭建的，房间之间只是简单隔开，互相可以看见，睡在床上还能看星星。更意外的是没有厕所。许多人当时就哭了。

　　随后，我们2连107人住在竹子搭建的简易房里，任务是开荒种橡胶。7天以后，我被安排做了文书，负责发工资、做报表，以及知青请假、销假。这些事我都是晚上干，白天和大家一起上山劳动。

　　由于是城里来的，大家野外生存能力很差。开荒时经常被马蜂蛰，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个知青的脸肿得有脸盆那样大。另外，不知道怎么吃菠萝，一个 知青直接用牙咬，嘴被划伤了。我们每天劳动8个小时，强度很大。3个月才能吃一次肉，有的农场半年才能吃一次。每次吃肉就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半个月前就 开始奔走相告“要杀猪了”。实际上我们只能分点猪头、猪皮和骨头吃，肥肉要用来炼油，用作以后3个月的炒菜油。

　　吃肉的时候，我们把附近连队关系好的同学都请来，三五个人端着一个“多功能盆”(这个盆同时用作洗脚、洗脸)去装肉。由于肉很少，就要拌着面条 吃。有一次，一名女同学把洗衣粉当做味精放进去了，吓得失声痛哭，我们三个女生悄悄把肉拿到井边洗了重新煮，大家高高兴兴吃了。这件事情至今仍然是我们三 个人的秘密。吃肉的记忆特别深刻，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当时在云南边境地区，建设兵团有水稻连队、甘蔗连队、橡胶连队，橡胶连队是最辛苦的。瑞丽属于热带地区，开出来的荒山上没有一棵树，暴热的天气 下，有时整天没有一滴水喝，每个人每天要挖8个大坑栽橡胶。到割胶的时候，每人每天割200棵，早上6点上山割胶，下午4点再次上山收胶，下雨时，大家就 脱衣服或者用草帽保护胶，自己变成了落汤鸡。

　　知青最盼望的就是下雨，下雨天就组织学习、读报纸，不用上山劳动，所有人都欢呼“学习了”。

　　在不舍中返城   知青生涯终生受益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国家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1973年我被推荐参加瑞丽片区考大学，后来确定去读复旦大学。但我们营有位上海知青的腰伤了，他比我早一年做知青，领导找我谈话让他去读。我独自一人跑到胶林大哭了一场，宣泄完后，我对自己说：“我仍然是我，我要坚强。”

　　我当时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1973年入了党。第二年，云南省委办公厅来招机要干部，我们营有上千名知青，推荐了7个，通过推荐、目测、谈话、体检、政审，最后选了我一个。我也成为第一个离开农场的成都知青，从此我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当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想着自己走了，其他知青怎么办。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我跑到知青经常聚会的一棵大青树下，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那天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

　　到云南省委办公厅工作后，我成了我们这一批知青在昆明的“中转站”，负责知青来往昆明的吃住行，一直存不下钱来，到结婚时，一分钱存款也没有。

　　1978年，根据政策，知青们纷纷返回了各自的家乡，在城市里安排了工作。

　　“上山下乡”，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虽然我们这一代知青，文化不高，但对祖国边疆的稳定、发展、建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同时还带去了很多先进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推动了边疆的发展。

　　这场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主力，一些知青虽对当年的下乡感到遗憾，但更多的是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 充满怀旧，3年知青生活，锻炼了我不怕苦、不怕累、团结互助的意志，练就了万事为别人着想的品德，是对我人生的升华，我将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