靓女、大学生村官、最年轻的广东人大代表赵雪芳成为今年全国两会摄影、摄像记者们关注的焦点。今年上会，赵雪芳最想求解“未来谁来种地”的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贵溪市樟坪畲族乡黄思村党支部书记桂千金也有这样的疑问。就在半年前，几个在外打工的青年看到农业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新闻后回乡创业，期待能在政策出台后挖到“第一桶金”，“他们常问我，有什么具体政策来培育职业农民”。

　　会场上，中国青年报记者将大学生村官代表们最为困惑的话题抛给了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副部长牛盾。

　　200多人的村子，35岁以下年轻人只剩下两三个

　　赵雪芳所在的广东省乳源县东坪镇汤盆村如今很难再见到什么年轻人了。这个总共16户人家200多口人的村子，如今可以数得上来的35岁以下年轻人只剩下两三个。

　　刚到汤盆村工作时，赵雪芳想带着村民们种水果、种大棚蔬菜，一心想要带领村民致富。但“回到农村”这个天真的想法，本身就给她下一步工作的开展埋了颗“雷”。不仅汤盆村的村民瞧不起她，就连她自己老家的村民邻居也瞧不起她，“好好一个大学生，不在城里打拼，回农村干什么？”

　　小赵让村民种水果创收，村民说不行——山区土地不平坦，不好种；小赵让村民种桂花树，卖苗木，村民还是说不行——没技术；小赵联系好了技术指导员让村民种茶树，村民仍旧不同意——说体力不够，没法上山摘茶叶。

　　村民们这也不愿意，那也不高兴，汤盆村50%以上的耕地撂了荒。剩下的田，农民们就种了些易打理的水稻，以腾出时间外出打零工，“他们从来不指望靠种地挣钱”。

　　每次被村民拒绝，赵雪芳就会想，要是能跟村民们在外打工的子女谈谈该有多好。根据她在其他村子调研的情况，如果种桂花树，造型好一些的、养了两三年的小树，能卖一两千元一株，更小一些、半年左右的桂花苗木每株能卖500元至1000元。

　　她相信，跟一个年轻力壮的农民沟通“种树致富”这件事儿，一定比跟五六十岁的老人说起来成功率高很多。但问题是，她找不到年轻人谈这些事儿。

　　最近两年，因为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她也认识了一些愿意帮忙的、有资源的“大伙伴”，这使得她带领农民创业致富的意愿更加强烈。去年两会结束后，一名茂名的农民企业家建议她种些苗木，并愿意提供一些资源进行对接；一名乐昌市(邻乳源县，与乳源县地理环境相仿，记者注)的农民代表建议她可以跟着自己种茶树，一起经营。

　　去年3月，小赵把村委会门前的那棵老桂花树上掉下的种子收集起来，自己“试种”。如今，她的试验田里，已经有五六十棵小桂花树了，“我先自己种种看，能挣钱了再拉村民一块儿干”。

　　年轻人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小赵心里明白，村里那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早晚是会回来的。但问题时，待到他们回来时，或许他们早已不年轻，而他们的孩子，又重复他们之前走过的路——外出打工。

　　采访中，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前来参加全国两会的大学生村官代表都有类似的困惑。

　　每年寒暑假、过年时，全国人大代表、广西陆川县乌石镇陆河村村党支部书记梁丽娜就会把放假回村的大学生和打工仔聚集起来开座谈会，给他们讲讲村里现在的发展，举两个村民致富的例子，为的就是让这些漂在外地的年轻人回村来。

　　据梁丽娜介绍，陆河村全村4000多口人，一半以上都在广东打工，留守在村里的，除了老人，就是妇女和儿童。

　　她正在做的，是培育一些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搞些规模种养殖项目，让在外的村民们看到甜头主动回来。村里现在有200多亩地种植沉香树(一种珍惜树种，其产出的树脂沉香，近年屡次在拍卖会上创下价格新高，记者注)，500多亩地种植橘红树(一种中药材，记者注)，另有一些养猪户。

　　村民李职平夫妇原本在广东一家养鸡场帮人孵小鸡，夫妻两人一月总共能挣3000元钱。去年春节时，李职平跟村官小梁说了想回家的想法，小梁立马为他联系了技术指导，助其养猪。一年下来，李职平夫妇总共养了200多头猪，挣了五六万元。

　　梁丽娜说，她现在尽可能在村里做好种养殖方面的布局，为青年劳动力回归创造好条件，“他们孩子大了，想回来了，我就可以告诉他，你做什么能挣钱”。理想的情况是，村里挣钱的人多了，年轻人自然也就回来了。

　　在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贵溪市樟坪畲族乡黄思村党支部书记桂千金那里，全村最年轻的创业者今年40岁，搞了一个食用菌种植基地。在黄思村，全村934人中大约有五分之三的人在外打工，留在村里的中、老年妇女比较多。

　　桂千金说，村里去年办了一个工厂，县里也搞了一个工业园区，去年一年，有100多名村民返乡，但大多是妇女，“回来带孩子，顺便在工厂打打零工”。

　　这并不是最理想的状况。但能有一些年轻妇女回来，桂千金还是挺高兴，“老婆、孩子都在老家，那些青壮年回来应该也快了”。

　　桂千金告诉记者，去年因为看到中央一号文件有关鼓励农民建立“家庭农场”的政策，有几个年轻人回来了，他们中有养羊的、养鱼的，还有种植中药材的，“想搭个政策的顺风车，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做大一些”。

　　但现实情况是，从去年年初等到今年年初，这些年轻人还是没有摸到扶持“家庭农场”、培育“职业农民”相关政策的“影子”。“希望相关政策能早一点出来，这样我也好帮着返乡的年轻人一起谋划谋划未来的发展。”桂千金说。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细化政策什么时候才能出台

　　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受到了大学生村官们的普遍关注。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重点工作；2013年，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支持农民建立“家庭农场”；2014年，一号文件再提“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事项。

　　但在具体实践中，在大学生村官们那里，却并未见到“支持”、“大力培育”的细则。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副部长牛盾专门就此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

　　牛盾说，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未来将会被提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来做，是农业部的一项重点工作，“我们过去一直也在做新型农民的培养，现在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去做”。

　　记者查询农业部文件，发现农业部2012年8月即开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首批试点选择了全国31个省的100个县。紧接着，2013年6月，农业部办公厅又出台了《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意见》要求各试点地区“研究扶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土地流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信贷、农业补贴、农业保险、社会保障等”，并要求各地形成清晰完整的扶持政策体系，涉及宏观或需要出台更高层次的扶持政策，应提出具体政策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提出“农业后继者”概念，要求试点地区研究制定政策措施，吸引农业院校特别是中高等农业职业院校毕业生回乡务农创业，支持中高等农业职业院校招录农村有志青年，特别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带头人的“农二代”，培养爱农、懂农、务农的农业后继者。其中“回乡务农创业的大学生、青壮年农民工和退役军人等”是“农业后继者”的培养重点。

　　牛盾告诉记者，农业部已经注意到“农村青年流失”的问题，也注意到一些地区的农村出现撂荒、“空心村”现象，“要让年轻人回去，一定会有政策”。

　　目前，这项政策的“设计思路”已经大体确定，下一步农业部会在具体“政策条件的提供上”下功夫，“这不仅是一项政策，这是一系列政策的组合”。牛盾说，社保、教育、农村医疗等条件应当一起投入到政策设计中。

　　初步考虑，第一，要从国家层面研究如何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研究城乡同工不同酬、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设计；第二，确定方针后，要研究如何制定一个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四化同步政策，使更多的年轻人回来；最后，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

　　记者注意到，与农业部领导对职业农民培育的高度重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少有媒体记者关注这一话题。

　　会场上，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霍学喜拿着一堆材料请同组的“农业政策”制订大腕儿陈锡文一起讨论农民职业培训、农民教育观问题时，他被着急采访陈锡文的记者们一把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