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困难挑战增多。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为紧迫，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锐”。科学认识和把握我国农业发展趋势并积极应对，对于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农业发展主要趋势

　　农民阶层分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初步形成。农民阶层分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出现，表明农村劳动力正在重新布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体现，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经济发展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第一产业的产值和劳动力占比逐渐下降。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农民阶层分化：一部分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镇；一部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保持农户家庭经营模式，或者由传统农民转变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或专业合作社成员；一部分农民成为兼业化农民，农闲时进城打工，农忙时回村务农；还有一部分农民转变为农资供应商、乡镇企业主、农业经纪人或农机作业服务者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截至2012年底，我国有家庭农场87.7万个，经营耕地面积达1.76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农民专业合作社达68.9万家，县级以上示范社达10万多家，实有成员达5300多万户；各类产业化经营组织超过30万个，带动农户户均增收2800多元；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全国公益性监管服务机构15.2万个，经营性专业服务组织超过100万个。这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者具备一定的现代经营能力和资金实力，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生力军，引领着我国现代农业发展。

　　农地流转规模化加快，农业生产“非粮化”明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农地流转加快，促进规模经营发展。近几年，农村土地流转加快。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流转面积达3.1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3.9%，是2008年底的2.9倍。流入方仍以农户为主，但向合作社、企业集中流转趋向明显。流入农户的土地面积占流转总面积的62%，流入合作社和企业的面积占近30%。截至2012年底，经营土地面积10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有270多万户，农业合作社30多万家。

　　“非粮化”日趋明显。近年来，土地租金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快速上涨，粮食生产成本不断提升，种粮效益比较低。尽管国家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但生产粮食的经济效益远不如种植非粮作物。因此，相当多新型经营主体选择了种植效益相对较高的经济作物，如蔬菜、果类等。截至2012年底，土地总流转面积为2.78亿亩，流转后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面积为1.56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的56%，低于全国约68%的平均水平。

　　粮食生产“十连增”，但保障粮食安全难度加大。2003年到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增加了17124万吨，实现了粮食生产“十连增”，增幅达39.8%。与此同时，我国粮食净进口量逐年攀升，2012年粮食净进口超过7000万吨，创历史新高。保障粮食安全难度加大。

　　粮食继续增产难度较大。耕地面积逐年减少，极端灾害天气频发，病虫害严重侵袭，短期内突破性的增产科技成果不多，粮食在高基数上继续增产难度较大。

　　粮食消费量快速增长。我国粮食消费总量持续上升，增产幅度赶不上消费增长的速度，粮食自给率逐年下降。粮食消费持续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人口增加导致粮食需求刚性上升；二是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改变，越来越多的农民转移到城镇，由粮食生产者变为粮食消费者，消费结构也随之改变，即口粮消费减少、肉蛋奶消费增加。

　　工业用粮不断增长。我国工业用粮占粮食消费总量的比重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3年，稻谷小麦玉米等谷物工业用粮为4719万吨。到2011年，谷物工业用粮已达8050万吨，增长70.6%。

　　农民增收“十连快”，但农业生产收益下降。近10年来，我国农民收入以两位数幅度增长，其中非农收入增长幅度占比较大。由于生产成本逐年攀升，农业生产收益率出现下降趋势。

　　农民收入增长“十连快”，主要来源于非农收入。从2003年到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622元增长到7917元，年均增长率达13.07%。其中，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由1541元增长到3535元，年均增长9.66%；工资性收入由918元增长到3447元，年均增长15.8%。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由2004年的35%上升到2012年的43.5%。非农收入逐渐成为农民家庭增收的主要来源。

　　农业生产收益下降，生产成本快速攀升。我国农业已进入生产高成本时代，粮食、大豆、油料、棉花、糖料、蔬菜等农产品每亩投入量的增加快于同期每亩产出量的增加，收益率明显下降。在农产品生产投入增量中，直接生产成本上升是推动农业生产总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种子、化肥、农药、农膜、机械作业、排灌、土地租金、劳动力等成本，占总成本80%以上。

　　高风险影响农业生产效益。农业高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价格机制不健全，农民几乎没有市场定价权，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不稳定；二是近年来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给农户造成了直接损失；三是农业保险制度不完善。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断涌现和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千家万户的经营风险集中到他们身上，并随之放大。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跃上新台阶，但耕地质量恶化。随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跃升，农业资源过度消耗，耕地质量趋于恶化。

　　耕地质量退化严重。我国农业生产使用化肥存在“一高一低”的弊端。“一高”，是施用量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和消费国，我国耕地面积不到世界的1/10，每年施用的化肥总量却占世界的1/3，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投放量是美国的1.7倍。“一低”，是有效利用率低。我国水稻、小麦和玉米氮肥利用率分别为28.3%、28.2%和26.1%，远低于国际水平。由于过量施用化肥、缺施有机肥，造成土壤板结、有机质土层厚度下降。

　　土壤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加剧。我国耕地污染退化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在华南、华东、东南等矿区和工业发达地区，土壤受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物的污染日趋严重。土壤污染直接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制约了农业可持续发展。

　　积极推进农业发展转型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掌握集中连片的土地、大型农机具、资金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具有经营头脑和市场意识，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力军和引领者。各地应因地制宜，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首先，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训力度，包括传授现代农业科技知识、产加销经营思想和市场理念。其次，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服务。第三，给予财政支持，允许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担部分财政项目，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和先进农业科技项目等，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财政补助力度。第四，给予金融支持，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贷款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从过去十几年的农业发展实践看，农业收益增加80%以上是靠提高价格。应继续加大农业补贴，扩大品种覆盖，提高补贴标准。同时，逐步提高重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完善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制度。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力争主产区财力水平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提高单产是今后粮食发展的主要途径。按世界粮农组织排序，2011年我国谷物单产水平位居世界第二十二位，依靠农业科技支持，粮食增产还有很大潜力。具体可考虑以下三方面：一是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我国12亿亩粮田中，中低产田面积占2/3。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提高耕地质量，建设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是未来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方向。二是大力发展旱作农业。我国旱作耕地近10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一半以上。发展旱作农业是充分发挥旱区资源优势、发掘粮食增产潜力的重要途径，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三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粮食增产。主要是发展良种繁育、粮食耕作栽培、土壤改良、平衡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

　　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土壤环境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对农产品和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制定修复计划。应尽快组织相关部委，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为依据，根据污染区域、污染物类别以及污染程度制定修复计划。其次，突出重点，研究修复技术体系。建议由农业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组织全国范围的优势科研单位联合攻关，研究建立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技术体系。应围绕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把粮食主产区的土壤污染修复列为重点工作。再次，制定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政策和法规。参照德、英等国污染控制和管理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制定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防止土壤污染情况恶化，把治理土壤污染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