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乡村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粮食是在增产，但环境污染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接踵而来。”3月23日，在参与式保障体系研究会主办的PGS沃野讲堂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如是表示。

　　从2003年开始，尽管我国粮食总产量已经突破6亿吨，实现“十连增”，但是现代农业过分依赖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等化学性生产资料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并且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就耕地质量来说，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的耕地肥力出现了明显下降，全国土壤有机质平均不到1%。与之对应的是，国内的化肥用量及其增长速度惊人。

　　蒋高明说，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千克/公顷，但目前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434.3千克/公顷，是安全上限的1.93倍。上世纪50年代，国内一公顷(15亩)土地施用化肥8斤多，现在是868斤。这是过去的100多倍。

　　可是，这么多的化肥，并不意味着“物尽其用”。蒋高明说，这些化肥的平均利用率仅40%左右。其余的都被浪费掉，变成污染。除此以外，禽畜养殖业所造成的污染使得农业成为最主要的面源污染。

　　这造成了严重的双重损失。一方面，过度施肥使得农业面临严重的面源污染；另一方面，大量制造化肥，又产生严重的产能过剩。

　　蒋高明表示，每年国内工业化养殖动物所产生的27亿吨的动物粪便，因为种养分离的缘故，使得这些有机肥料不能得到很好回收。“两者的存在都是趋利的结果，但是最终受害的还是耕地与消费者。”

　　就其他农资而言，蒋高明举例说，我国农药的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顷，其中有60%~70%残留在土壤中。1990年，农药施用总量约为70万吨，20年后，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70多万吨。每年我国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膜率达40%。这些农膜的存在，使得在15~20厘米土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的难耕作层。

　　除此以外，日益严重的雾霾也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由于氮氧化物是雾霾的元凶之一，而化肥的生产正好需要燃烧煤炭，又释放了大量氮氧化物，农田里不能吸收利用的化肥也会以各种氮氧化物排放。当然，尽管明令禁止，但是仍然存在的焚烧秸秆也“贡献”了雾霾物质。

　　也就是说，越是在农业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追求农业的增长，其结果就越会导致化学品等各种投入的增加，投入产出就越不合理，农业和农村也就越容易失去可持续的基础，从而使我国农业已成为“面源污染最广泛的行业”。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政府连年提高最低粮食收购价，即使农业粮食产量提高，但是相对来讲，这仍然无法给农民带来实质优惠。处于农业产业下端的农民失去种粮的积极性，撂荒成为最现实的选择。两湖、江浙以及广东、四川等地，撂荒现象越来越严重。

　　蒋高明认为，长远来看，发展生态农业将会是未来发展方向。

　　可是，发展不用化肥、农药的有机农业，是否就意味着粮食减产，甚至如生物技术专家所言“搞生态农业会饿死人”呢？

　　蒋高明回应称，现在的人们一直是围绕种子做文章，而忽视土壤改良。现实实践中，发展有机农业不但不会减产，甚至可以将低产田改造成高产田。

　　2006年7月，在山东平邑县，蒋高明带领科研团队成立弘毅生态农场，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添加剂、转基因6项不可持续技术，从秸秆、“害”虫、“杂”草综合开发利用入手，种养结合，实现了“低投入、零污染、高产出”的生态循环农业。

　　农场通过堆肥、深翻、人工+生物除草、物理+生物法防治病虫害、保墒等措施，整合“禽粮互作”优势，实现粮食增产，即利用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原理，而非化学灭杀方法控制虫草害。

　　4年后，原先的低产田已经被改造成高产田。分析2008~2010年度土壤主要养分含量，土壤有机质等指标开始恢复。这部分营养元素主要来源于牛粪养殖中的精料。

　　值得关注的是，困扰农业生产的杂草、害虫，在农场也控制良好。从2008年起，弘毅生态农场就开始使用诱虫灯。每盏灯害虫捕获从每晚最多9斤，如今下降到不足1两。

　　蒋高明补充说，现代农业需要除草剂、杀虫剂，且越用越多，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控制害虫和杂草，反而把有害部分留在土壤空气中，大大减少了野生物种和乡村生物的多样性。

　　在回答《第一财经日报》提问时，蒋高明表示，真正的有机农业应该是环境保护的。不用化肥、农药，就是要从源头上倒逼农药、化肥厂关门。对于这些，一方面政府应该干预，另一方面还要发动消费者和农民，进行有机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