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人们对中国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关注大多数着眼于放开利率和资本账户。不过，北京已表明了其意图让市场决定价格的另一领域，那就是农业。它在该领域一直通过人们急需的改革来向前推进，以提高国内食品生产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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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农产品部门一直受到高度管制，其原因在于中国有责任养活世界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这样食品安全就被赋予了另一种含义。

　　由于中国土地有限，其土地量与美国差不多，但人口却达到其四倍，因此这项任务就更加困难。它同时还缺乏肥沃的土地来种植农作物，只有大约14%的土地适于耕种。而且在全体居民食量一直稳步增长的同时，其耕种土地资源却一直在萎缩。

　　由于污染以及水源紧缺越来越恶化，三十年来两位数的增长给这一稀缺资源带来进一步的压力。2013年12月，政府发布土地测量结果，披露有2%以上的耕地（与比利时国土面积一样大）已由于污染过重而无法种植农作物。

提高食品价格

　　促使政府作出行动的另一因素为其需要控制食品价格上涨，而在中国，这一点在历史上一直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的数据通过图解说明了中国食品价格近年来如何以比美国还要快得多的速度上涨的情况。

　　种种因素加在一起，这就解释了为何提高中国如何养活自身的效率的措施已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过去，实现食品可持续性的方法集中在保护土地以及发放大量食品生产补贴等手段来鼓励小农户之间进行足量生产。中国设定过耕地不得少于18亿亩（1.2亿英亩）的“红线”。现在政府一直在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提高农业部门的效率。

　　一大变化就是新的土地改革将目标放在提高农田生产率以及推进农民权利方面。该变化将允许农民能流转其土地承包权，同时保持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政策。这将为农民抵押其土地权提供法律依据，同时有助于鼓励发展大型耕作实体，其意在提高土地财产收入，这样农民有更大的能力来投资和改进耕作效率。

　　不过农民需要该等缓冲。其他取消生产要素价格管制的政策改革会取消以前的一些价格保证和补贴。据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农经司司长在2013年11月就表示“粮食价格已到了由市场决定的阶段”。该等变化会有相当大的影响。中国正在考虑改革其农业支持计划，该计划为诸如小麦、猪肉和玉米之类的大量产品提供国家最低收购价格。当前玉米价格所获支持已两倍于美国，小麦也差不了多少，而且对糖亦有大量支持。

　　迎接现代化农业

　　该等变化的影响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举个例子来说吧，预期这将使中国不断减少其大量的商品库存。不过同时，我们还看到越来越多的直接进口。

　　2014年1月，中国发布年度农业政策审查声明，该声明集中关注“现代农业的发展”，其中更多的重心是放在质量上，而不只是出产产物的数量。它还指出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食物自给自足政策，这就需要“适当”数量的进口来使粮食作物产量与消费量之间的比率保持在95%。这一点可在新的农作物生产指引中看到，该指引要求产量截至2020年稳定在5.5亿吨，这比2013年6.03亿吨的产量还要低。

　　鉴于中国农业政策的变化对全球价格的潜在影响，因此需要对其加以紧密关注。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大米和大豆进口国，同时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还是小麦的第二大进口国，以及玉米的第四大进口国。较长期的影响是我们会预期中国的国内价格会向国际价格收敛，并且越来越近。

　　中国的农产品衍生品

　　这对于中国的农产品衍生品业务来说也有着一定的意义。我们预期它在三个重大方面受到影响。

　　首先，中国农产品价格的波动预期会增加，这应会使采用中国国内交易所的农产品期货来进行对冲的需要越来越大。在这当中获利最多的交易所将会是大连商品交易所（DCE）和郑州商品交易所（ZCE）之类的交易所。

　　其次，随着中国国内价格开始向国际价格靠拢，由于基本平价关系再次得到重新确定，因此国内期货与国际齐国之间的价差交易变得非常有吸引力。由于交易者需要分别对冲其价格风险和外汇风险，因此这将使芝商所的农产品系列以及人民币期货合约受益。

　　第三，随着农产品进口增加，中国进口商将越来越多地依靠国际期货来自作为管理其进口价格风险的对冲工具。进口大半仍采用美元（如今主要的交易货币）来交易。中国进口商采用美元计价的国际期货可将其外汇风险降到最低，同时在其账面上可以实现比较干净的对冲。

　　在记住这几点的情况下，寻求把握中国增长机会的衍生品交易所需要确定他们不会错过农产品在前述三个方面的机会。在农产品衍生品市场上拥有160年历史的芝商所有条件能满足中国经济越来越多的风险管理需求。同样，中国参与者会尽力让自身熟悉这些对冲工具，从而作好准备来迎接即将到来并且初具雏形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