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在2009年的强劲反弹后，经济这么快就失去了增长的动力？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我们需要怎样去应对？这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经济的下行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常规的经济景气循环三年繁荣，三年平平，然后一、两年的衰退，再进入下一个繁荣期。现在的中国经济可不是这样简单的周期波动，不要以为熬个一年半载的就可以自动恢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就像病菌不断繁衍，超过了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抵御的临界点，人就病倒了。
看上去经济增长的骤然减速是外因造成的，实际上外需的萎缩只是诱发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的和体制性的，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刺激需求，经济都不可能复苏，只有当重启改革时，我们才能看到希望，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转变增长模式，才能改正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潜力已被耗尽，强弩之末，不透鲁缟，这就是我们面前的尴尬现状。为什么说是强弩之末？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时间，我今天只讲两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有两大基础，第一是企业的低成本扩张，第二是巨大的市场需求。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低成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由于成本低，企业可以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盈利，再用利润去投资，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可以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富余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的稳定。
第二个基础是巨大的市场需求，起码是足够的需求，吸收和消化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如果企业仅仅是高投资、低成本地进行扩张，找不到相应的市场需求，部分甚至全部投资就无法回收，企业发生亏损。如果投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企业的亏损就会转化为银行坏账。在过去的十年间，企业之扩张速度如此之快，投资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产能形成如此之迅速，但没有出现过剩产能的问题，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银行坏账，就是因为还可以找到尚未饱和的市场，看上去似乎是无穷大的市场需求支持了企业的低成本扩张，支持了投资的高速增长。
现在这两个基础都不存在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讲，这两大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很快都将不复存在。没有了这两个基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就无法持续，若不转变增长模式，经济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滑。
成本永久性上升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扩张
成本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大致分这样几类：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技术成本，这些成本都出现了永久性的上升。
第一，原材料和能源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都跟不上了，我们不得不在海外市场采购原材料，从海外进口能源，特别是石油，原油进口超过了国内消费的50%。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由于进口量大，现在中国需求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两大推动力量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货币供应。凡是中国经济传出好消息，经济增长速度高的时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涨。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
中国需求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一定会继续上涨。最近大宗商品价格为什么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原油价格下来了，铁矿石价格也下来了。
自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上了一个历史新台阶，价格将来会波动、回落，但是已无法回落到中国加入WTO之前那样的水平。我们的企业将面对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因为中国的需求实在太大了，不仅国内供应无法满足，连世界都感到难以满足。
讲劳动力成本，首先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可以从农村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可以使企业迅速地积累资本，因为劳动力成本低，企业的利润就比较高，利润积累转变成资本，完成一个国家工业化。等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转移基本完成以后，形势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乡村廉价劳动力供应接近枯竭，“刘易斯拐点”就到来了，今后工业、商业、城镇经济要发展，就要在城镇地区招收工人，就不得不提供更为优厚的薪酬和福利。
计划生育政策使低成本劳动力变得更加紧缺，每家一个孩子的政策人为降低了青壮年劳动力的供应，“经济危机”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到来。最近有很多学者在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我非常赞成。但是计生委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还要计生委干什么？如果没有计生委，多少人要失业！超生罚款的收入也没有了。现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阻碍着政策的调整，阻碍着制度的改革。
社会问题是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们知道沿海地区招工难，提高工资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岁以上的，少有20-30多岁的工人。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过他们父辈那样的生活。中国的流动人口有2.3亿，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2次，夫妻分离，父母和子女分离，他们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农村老弱病残留守。
过去60年的经济建设，前30年靠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后30年靠农民工，靠农民工牺牲他们的正常生活。政府欠中国农民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农民工的下一代不愿再过他们父辈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果就是没有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扩张的模式碰上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土地成本持续上涨的原因更多是制度性的，暂且不论制度是否合理，在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只要现有的体制不变，土地价格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房价就会继续上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来说，毫无疑问都是成本的增加。
为什么土地成本会继续上涨呢？原因在供给这一方。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18亿亩红线”不许碰，再加上土地财政，造成了土地供应的刚性，供给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价格上涨就是必然的结果。需求来自于哪里？城镇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镇化远未结束，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居住，都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都在上升，供给跟不上的话，价格当然还会上涨。
我经常讲一句话，中国的楼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这么多，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盖房子，而且盖楼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价和房价本来不应该这么高。但在现有的制度下，土地供应被人为地压缩，地价和房价还会更高。
第四项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曾经是无形的或隐性的，现在正在很快地显性化。过去企业投资扩张，可以忽略环境成本，现在不行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从厦门、大连开始，到最近的什邡、启东，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信号：以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为代价来追求经济，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环境成本过去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权利意识的兴起使这项隐性成本迅速显性化，现在要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起码是分担。
我想再强调一遍，在上面提到的几项成本中，除了大宗商品有可能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发生波动，其他大部分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这一段高价过去之后，会有一个低价时期的到来，不会有的，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进行扩张。
即使西方经济恢复，外需也不可能达到以前的强度
除了成本，市场的制约也使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你再投资，形成更多产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卖给谁呢？市场在哪里？中国的人均收入居于世界平均偏下水平，但产能有多少个世界第一？钢铁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水泥、玻璃、电力、煤炭、电视、冰箱、手机……，生产能力和国民购买能力严重地不匹配。
供大于求、国内购买力落后于供给能力的种种迹象早就出现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经是短缺经济，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短缺经济很快转变为过剩经济，国内市场已无法消化日益扩大的产能。幸好加入了WTO，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问题，我们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可以说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
金融危机之后，外需退潮，国内过剩的产能水落石出，过剩到什么程度？随着经济的下滑，产能的闲置比率会进一步提高。
那么是否等到外需恢复，闲置产能再开动起来，我们很快就可以重回过去的老路？不可能，因为世界经济的衰退和欧洲政府的债务危机将是旷日持久的。
欧债危机还在发酵，两三年内我们看不到欧洲人摆脱债务泥潭的希望。和我们一样，欧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也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德国人和欧洲央行的救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欧元的解体也不是灾难的结束，欧洲人有没有决心告别福利国家，能不能忍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才是关键所在。对于中国，这意味着起码在两三年内，我们不能指望欧洲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已到了谷底，再坏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它什么时候复苏，依然是一个问号，因为它也有它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过度负债。美国经济要想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必须清理过去的债务，这恐怕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画一个沟的横截面图，美国人在沟底，欧洲人沿着左边沟壁向下滑，滑到了中间，中国经济则在左边的沟沿上，正开始往下滑。日本经济没什么大的变化，二十年都是这样，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起来。
即使西方经济恢复了，外需也不可能达到以前的强度。因为西方经济的复苏也将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的恢复。
政府的养狼政策
在一个强势政府的国家里，政策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大家眼睛盯在政府身上、方向错了不改，反而越走越远。“4万亿”扔下去，连基础设施都过剩了，高铁过剩，公路过剩，机场过剩。过剩的标志是什么？没有自我循环、独立运营的能力，离开了政府的补贴和不断的外部融资就活不下去。高铁的状况大家都知道，曾经被媒体欢呼为一项伟大的成就，如今是中国经济和纳税人的沉重包袱。高铁没有独立运营的能力，需要不断注入资金，不管是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还是财政补贴，不输血就活不下去，这就是过剩的标志。健康的实体一定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起码能够盈亏平衡。
当投资驱动走不下去时，人们把希望又寄托在消费上。想什么呢？中国的消费者不是你家的佣人，平时不闻不问，干着粗活儿，拿着可怜的工资，房子起火要塌了，让人家冲上去扛大梁？你以为消费者是谁？消费可不是想拉就拉得起来的，收入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决定消费，并不是你出一个政策，提一个口号就能拉起来的。在投资、外需没戏的情况下，消费能不能顶起半边天？能不能够填补投资和外需留下的空白？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大家做理财，都知道有一句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不理人家，从来没想着怎么提高他们的收入，现在要消费者去推动停转的轮子，这不是一厢情愿么？
收入分配对政府有利，对居民不利，消费不可能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收入增长落后。不仅如此，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也在恶化。
收入分配越是两极分化，消费就越是上不来。消费的主体是中产阶级，而不是高收入群体，因为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要想提升消费，必须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这就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需要动手术，不动手术，吃多少去疼片也没用，无论什么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扭转不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最近政府又加快了投资项目的审批，这时的投资只能是增加更多的过剩产能，为病入膏肓的投资驱动模式添加两件昂贵的殉葬品而已。货币政策充其量就是鸦片，而鸦片也提不起神来了，货币投放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贷款，制约贷款增长的不是资金的供应，而是对贷款的需求。近几个月的数据表明，贷款的增长主要来自按揭和短期贷款，而不是中长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几乎没有增长。为什么？因为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意愿不足是因为缺少投资机会而不是资金。在过剩产能的巨大阴影下，谁敢投资啊？往哪里投啊？企业不投资，中央银行再发货币有什么用呢？因此我不认为，宏观政策有多么重要，我也不认为，只要推出刺激性的宏观政策，中国经济就可以反弹。
其实也谈不上新增长方式，回到邓小平路线上，回到改革开放就可以了。过去十年只讲政府，不讲市场；只讲宏观政策，不讲结构改革。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创造新的投资机会，经济才能希望。中国经济不差钱，政府有钱，民间也有钱，差的是能够盈利的投资机会。新的投资机会从哪来？开放垄断行业，垄断行业中有很多机会，但外面的资金进不去。
真要开放垄断行业，让民间投资，除了放松和解除管制，还要尊重和保护民间财产权。如果不保护民间的财产权，信心就无法重建。
记得几年前，山西挖不出煤来，欢迎民间投资，大家去了，浙江的商人跑到山西去。煤挖出来了，碰上中国经济的繁荣期，煤价上涨。政府一看，挖煤成了赚钱的生意，就搞了个国有化，煤矿统统收回。人家有合同，签了字的，没有用，说收回就收回。陕西是收油田，油打不出来的时候，鼓励民营企业去打油，打出来以后，油价上升了，就把油田全部收回。这和抢劫差不多，还振振有词，山西说我们不能出带血的煤，民营煤矿老出事故，所以要收回，国有化以后就不出事故了吗？陕西说要制止资源的无序开采，当初请人家去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无序开采的事呢？最近央企在重庆收加油站，说销售终端如果不控制在央企手里，市场就乱了。大街小巷的面馆要不控制在政府手里，市场是不是也乱了？这都什么逻辑啊？强盗逻辑。黑龙江说什么？不光你的煤矿和油田归我所有，连阳光、空气都属于国家的，在黑龙江开发太阳能和风能，都必须经过政府审批。
这是对民间产权赤裸裸的侵犯和掠夺，国家鼓励大家去投这个、投那个，我投的时候心里会怎么想？铁道部日子过不下去了，要吸引民间投资。我来投资，铁路建好赚钱了，你是不是又要国有化？我敢投吗？我不敢，我躲得远远的。
中国经济到了这一步，很多问题绕不过去了，对私有产权不能再半遮半掩、羞羞答答的了。《物权法》的出台几经波折，不管怎么样，毕竟出台了，这是一大进步，但物权法的落实、民间产权的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没有产权保护就没有安全感，移民成为潮流，办外国护照，到国外买房子。
鼓励民间投资，国企就要逐步退出，不然的话，民企进了垄断行业也生存不下去。几个央企巨无霸坐在那里，它们是“长子”，有更好的法律保护和融资渠道，有优惠政策，有政府关系，有资源优势、怎么和它们竞争？
国企垄断资源只能暴富一批人，恶化收入分配
在对内开放的同时，有必要通过改革调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调整收入分配，不是政府发文能办到的，也不是政府机构起草规划能办到的。资源和市场的占有决定了收入分配，所以首先要研究资源和市场的公平分配。为什么大学生就业喜欢选择国企、央企？央企工资高、福利好，接着问为什么工资高？因为有资源、有市场、有特殊政策支持，赚钱容易，企业效益好。为什么有些市场只有央企能进入，而我不能进，凭什么？为什么有些资源只有央企能开采，我不能开采，凭什么？960万平方公里地下地上所有的资源归每一个公民所有，凭什么政府和国企垄断？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是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主要原因的话。垄断资源和市场，不单是国企受益，一些民企为了得到资源和市场，不得不和衙门打交道，官商勾结，暴富了一批人。如果从根子上、从源头上就不平等，后面怎么能有收入分配的公平呢？
在二次分配上，政府要有实质性的减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政府收入的比重。现在提结构性减税，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减有增，实际上，增的比减的多。中文的历史悠久，语言艺术炉火纯青，结构性减税就是不减税，结构性通胀就是没通胀。
一句话，要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功能。不是说市场经济可以不要政府，而是政府的经济功能太强，而社会服务功能、社会保障的功能又太弱。弱化经济功能，政府就要放弃它所控制的资源和市场，放弃这些资源和市场带来的寻租机会，让民间资金平等和自由地进入。政府转去做什么？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
如果政府舍不得手中的既得利益，不能及时启动改革，经济增长很有可能逐季下滑，衰退将从原材料、资本品扩展到大众消费品部门，然后是奢侈品部门，从上游一波一波地蔓延到下游部门。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首先进入衰退的是资本品生产部门，生产价格指数负增长，钢材、水泥、玻璃、机械设备，没有不降价的。消费价格指数紧随其后，如果几个月后也是负增长，我们不会感到意外。
能否重启改革，不取决于你我。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喊改革，结果是基本没有改革，甚至是倒退，打着改革的旗号，扩大政府部门的权力，争夺部门利益，再把部门利益变为个人利益。
改革推不动企业怎么办？
转型，告别低成本扩张模式，探索创新之路。转型首先要转变观念，低成本和现成的市场已经是历史了，不要再想这些了。企业将面对不断上升的成本和饱和的市场，要依靠核心竞争力生存下去，依靠核心竞争力抢夺市场。眼下不少企业感到日子难过，盼政府放水，盼宏观放松，反映了转型的痛苦，反映了创新能力的不足。过去搞制造搞惯了，低成本，现成市场，只要把资源组织好，产品生产出来，不愁卖。现在不是这样，产能过剩，市场已被瓜分完毕。你如果没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没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就抢不到市场，就要被淘汰，而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创新是关键。
经济增长低无非使企业的发展速度受到限制，好企业不会被冬天冻死。曾经有多少企业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风光无限，一个经济下行便消失了，大浪淘沙，到今天仍然在市场上竞争的企业一定是经历过一个、两个，甚至是多个经济周期。我们思考问题，不应该集中在对宏观政策和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如果把决策建立在预测宏观政策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企业就危险了。
经济形势好，企业发展可以快一些，形势差，也有机会。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市场化的收购与兼并和行业重组，应该是很好的机会，购并、重组，消除落后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企业要做好准备，争取成为收购的主动出击方，而不是被收购者，利用行业重组来发展自己的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