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主”总会令人想起北美与澳洲那些拥有广袤平整的土地以及独立庄园里的绅士。农场主们与自己优雅的女儿生活在传统宁静的乡间。
而中国的农场主们，他们既不拥有土地，也不能完全决定要种些什么。在长三角，他们不被允许拥有长期雇工，并被约束以诸多条件。
但这已经是极大进步。从私下流转农地，到被放开准入，他们足足走过了36年。
我们可以听听宁波余姚市海南村康绿农场主秦伟杰的故事。
三十余年前，家庭联产承包制刚开始展开，勉强算是青年人的秦伟杰在宁波象山承包了二十亩海滩地。在人多地少的浙江，这样的规模已属少有；如他这般十五六岁的年纪就辍学当了“种植大户”的人，更是罕见。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江浙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秦伟杰也抛弃了农民身份，转而经营一家小小的服装厂。在小商品经济时代，农民与小商人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共同体，农村劳动力的流失也自此时开篇。
到了1994年，为促进粮棉油生产，政府当时对这类生产提供补贴。秦伟杰再次从农地中看到机会，他用开工厂赚来的钱承包了宁波余姚某村的136亩土地种植棉花。不过向当局缴纳任务内的棉花产量之后，再扣掉租金和农业税，秦伟杰所剩不多。
直到上世纪末，秦伟杰才从土地上挖出了第一桶金。彼时外贸出口非常活跃，他转而种植蔬菜作物，出产的毛豆因为高价出口日本而获利丰厚。
2008年金融危机，出口贸易低迷，内需开始变得强劲。秦伟杰转而关注国内市场。他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渠道建设，蔬菜品牌“康绿”渐渐知名，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客户从他这里拉走成卡车的蔬菜。
铁打的农地、流水的称号，秦伟杰们曾经是地方种植大户，后来又成为合作社的组织者和负责人。如今，他们新的身份是家庭农场的农场主。
“政府的导向很重要。”秦伟杰这样告诉《中国企业家》，“我们要努力向政策靠拢。”
中国式农场主诞生的背后，不止是历届政府政策的见证史，更是一部农村经济发展史。
在2006年到2012年间，浙江省乡村实有劳动力已经从2303.7万人降至603.14万人——这意味着，有3/4的人口已经离开土地，至少不再依靠种地谋生。
目前，秦伟杰承包土地规模已经扩大到800余亩，但所需要的人工成为困扰他的难题。
“播种和收割需要人力最多，一天就要找到几百人来帮忙。以80~100元/天的人力成本来计算，一年下来也要几十万。”秦伟杰告诉本刊，“更重要的是，已经越来越难找到这么多的人了。”
他决定用机械化代替人力。为此，身为政协委员的秦伟杰还在“两会”期间提出了农机补贴的议案。
“以采摘机为例，农忙时节每天可以节省200人。148万元/台的市价计算，用三年的时间就可以用节省下来的人力成本将农机投入平衡掉。但如果有政府补贴的话，两年就可以了。”秦伟杰自己盘算着。
机械化只是一种方向。距离康绿农场8公里的夹塘村，是黄潭蔬菜合作社负责人“老魏”魏其炎的家庭农场。
老魏开有一家榨菜加工厂。2009年，他流转过来1700亩的土地经营权，以榨菜种植为主，另有300亩用于果蔬复合种植。
老魏农场生产的榨菜一部分供向农贸市场，余下部分则进入到自己的加工厂。魏其炎还与周围乡镇的农户签下协议，按照他提供的种肥、农药和种植标准生产榨菜，以协议保护价进行收购。
从农地粗放式经营甚至抛荒，发展到机械化、集约化的发展，农地经营权流转也从私下进行发展到契约交易，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现实倒逼改革的过程。
2013年夏天，一场由农业部主办的家庭农场的培训会在宁波召开，召集了各地农经系统的人进行学习研讨。但这场培训会，险些变成了争论会。
农地流转，确权在先。但对于土地确权这个概念，即便是系统内部的人也并不清楚。
在一位参会的农经系统人士看来，早在本世纪初新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时，就已经进行了所谓的土地确权，并向农民颁发了相关证书。“按照我的理解，我们早就完成了土地确权工作。”他对此颇为费解，“现在又提土地确权，到底还要确定什么呢？”
对于这中间的区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刘守英在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表示，此前农民手中的承包权属证书，主要作用是确立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租约关系；而此次中央政府强调的土地确权，则强调土地的产权属性。要求地方政府在真实的基础上，将土地基本要素细化并标注到证书之中，为将来理顺承包权与经营权提供法律保证。
除去确权问题，争议的内容还包括家庭农场的认证和注册、经营主体与雇佣关系等方面。
当家庭农场及其品牌在工商部门经过认证后，就从个体变成为法人。这就涉及到家庭农场的纳税与破产等问题，“为了保障农民利益，农业税是免征的。但现在升级为企业法人后，理应缴纳企业与个人所得税。两者之间是存在冲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告诉《中国企业家》。但杜依然认为，家庭农场需要申请和认证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有利于政策的引导与支持。目前在宁波，家庭农场的税收是全免的。
至于家庭经营主体问题要更为复杂。包括刘守英、杜志雄在内的学者与政府顾问认为，家庭农场要在激活农民活力的同时，还要起到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尤其是那些留守农村的中老年劳动力，不能为了所谓的效率而将他们从土地上挤出去。
在这一问题上，上海松江地区的标准最为严苛，要求经营主体必须是本村、至少也是本区户籍，并且不得长期雇佣外来劳动力。而宁波地区并无这样的要求，上文提及的秦伟杰雇佣15名以上的外来人口，有的农场主甚至雇佣50人以上。
“强调经营主体的农民以及家庭属性，并不是说不允许雇佣。只是雇佣人员与家庭成员的比例应该是多少？”杜志雄表示，这也是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家庭农场的引导方面，地方政府的实力与做法也各有不同。宁波市倾向于市场化发展，对家庭农场的主体、方式以及规模等方面并无限制。所谓家庭农场的“宁波模式”，宁波市农业局一位人士这样告诉《中国企业家》，“我们并没有做什么，都是市场自发形成的。”
而上海松江则以政府主导为主。一方面设定严苛的准入规则以及经营原则，另一方面则通过高额补贴对农场主的行为进行约束：
除去国家对水稻生产农户的150元/亩的补贴标准，以及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等之外，上海松江还额外提供200元/亩的土地流转费补贴，由市区、乡镇政府按比例承担。符合上海政府制定的考核指标的家庭农场，可以根据不同的得分标准获得现金补贴。
文华村农场主钱毛头在区里开了一场会后，将通报后的各种补贴算了一笔账，他每亩可以拿到的现金补贴最高可以达到480元。这实在是一组足以激动人心的数字，钱毛头以前每年种粮的纯收益也不过500元左右。如今有了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相当于每亩净收益翻倍增长。回去之后，他决定要尽力争取村里的土地流转经营权。
关于家庭农场的各项内容都在不断的争论中，甚至发文机关都遭到了质疑。有人士认为，家庭农场涉及到的确权、税收以及制度等等方面，牵涉到国土部、财政部甚至发改委等部委。为了减少阻力和提高约束力，应该由国务院办公室下发相关文件才对。
但是，即便土地确权概念不清、进展不明，各地农村发展情况不一、约束条件各异，工商资本下乡与家庭农场推广已经以如火如荼的气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2月24日，在参考宁波、上海等地的情况下，农业部对外发布《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涉及到家庭农场注册登记、补贴、服务和金融服务等五大方面。
各地政府纷纷表示要加快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培育职业化农民与发展现代化农业。包括民生银行、地方城商银行以及信用社等在内的金融机构也纷纷表示要支持家庭农场的发展。
康绿农场秦伟杰手下有3名技术人员、2名管理人员以及10名左右的外地雇工。
在一座充当办公室的平房里，一张会议桌占去大半空间，另有四五台监控设备陈列在角落里。它们与会议桌前的投影设备连接，秦伟杰与他的农场成员可以一边监测蔬菜生长情况，一边讨论管控事宜。
黄潭蔬菜合作社负责人魏其炎所经营的家庭农场的员工则高达50人，其中包括15名组长和长期雇工。
余姚市力荐的两大农场规模已达千亩左右，还有长期雇工的存在，已经超出了农业部对家庭农场经营主体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家庭农场经营者主要是农民及其家庭成员，也可以是其他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但不能依靠雇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这是否意味着秦伟杰与老魏已经不能算作家庭农场主？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认为，《意见》只是起到指导性作用。其核心精神在于尊重农业生产本身，将不愿意种地的农户手中的土地集中到更为专业化的农场主手中，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源利用率。
在符合这一前提的基础上，家庭农场的规模与收入并无一定之规，雇工与否还不足以成为判断的标准。
但秦伟杰与老魏的农场还在延伸和外扩当中。
康绿农场在几年前，就建立了育苗基地。他借助政府组织的去外地参观学习的机会，接触到包括美国、中国台湾等地最新的品种，并试图将之引入公社之中。这也促进他与公社以外农场主的联系。除去推广品种之外，农场主之间交流还包括分析市场、避开种植同质化的作物，还有最新的农机以及政策信息。
而老魏期望是能够扩大与农户的合作，使得他们能够遵守自己提供的标准种植榨菜。他的目标是1万亩。
在杜志雄看来，康绿农场的模式尚在家庭农场的边界之内。但老魏很可能会走得太远，将农地变成食品类企业的生产基地，已经脱离了家庭农场的本意。
家庭农场的另一个不可逾越的原则是，农地经营权的流转必须遵守自愿原则。国研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刘守英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反复强调的就是，一定不要“垒大户”，致使家庭农场的发展过程中发生强制流转或是改变农地属性等行为。
秦伟杰与农户的流转合约每5年就要签署一次。届时村里总会上演这样一出场景：一张桌子上码放着巨额现金，村民们排着队一次性地把5年的租金领走。
但这样的吸引力也不足以令农民们签下更长的租约，秦伟杰对此无可奈何。而随着农地流转规模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地租也开始飙升。上一轮合约中，秦伟杰每年需付给农民的租金不过是200元/亩。但现在已经涨到450元/亩。为此，包括秦伟杰在内的农场主们会主动上调租约。
这样的做法当然是利益驱动，首先是怕招致农民纠纷，其次，在农地资源稀缺的当下，他们希望能够赢得更长远的使用期。
在秦伟杰的经营之下，康绿农场每亩营收早已突破5000元，净利润也超过了2000元/亩。
20余年的经验累积下来，秦伟杰清楚地知道如何进行季节套种，以及每一种蔬菜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长得最好。譬如，西兰花天热时高产，清冷季节则不爱生长。今年春节后的一段时间里浙江气温突然上升，那几天西兰花最好低价售出，2月底因降温而价格大幅上升……
农业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简单来说就是要技术、经验、地理以及气候的配合方能有所收获。与农产品容易波动的产量与价格相比，所需的投入却是持续而长久的。
“我的模式很难被复制。”秦伟杰如是说，因为所有能力都是在漫长时间里靠那些细致琐碎的经验累积起来。虽然他人在农村，但为了把握市场行情，秦伟杰已经熟谙各种数码设备和通信工具。
他最大的担心反而是“政策太好了。”秦伟杰告诉本刊，“假设杭州市场每天供需平衡点是5万斤蔬菜，现在越来越多的主体进入到这个市场里，供应就会增加到6万斤、7万斤。结果就是大家一起死掉。”
秦伟杰已经决定不再扩张农场的规模。可以的话，今年他想去东北走一走。他认为那里的气候和土质更适合包括西兰花在内的蔬菜作物的种植，再加上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渠道和平台，可以从地理布局、品种分类等平衡掉潜在的风险。
“没有浙江人做不成的事情。”秦伟杰极是自信。
但是在遥远的东北粮食主产区，政策环境、地理气候以及人情习俗都与秦伟杰所处的环境迥异，他真的能够成功吗？
我们不应该忘记上海松江的钱毛头。他如愿争取到了文华村100亩农地的经营权，与老伴一起操持着粮食家庭农场。2月底《中国企业家》记者见到他的时候，钱毛头正在费力地往地里运送有机肥料，为即将到来的播种季节做准备。
但令他郁闷的是，他并没能拿到预想中的480元/亩的补贴。“现在到手的只有200多元钱，租金却涨到了760元/亩。”钱毛头这样告诉本刊，“能不能帮我问一问为什么？”
上海松江对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的种肥以及收购价格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扣除掉投入和租金后，钱毛头每亩地净收入在500元左右。“其实与以前相比，产量与收入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但他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做出调整或是改变，“我都60岁了，反正种粮也很省事，就这样吧。”
“中国农地的问题与矛盾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存在。”刘守英告诉本刊，“在这样长的时期里，对所有的经营主体都应该一视同仁，不应鼓励或是偏好于任何一种模式。”
尤其是在土地确权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当下，家庭农场的春天来临之前，要经历相当长的春寒期。
